来源：经济学家圈
高翔看望“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春燕）
10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来到“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家中看望慰问。
高翔代表院党组及全院干部职工向张卓元同志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并向其家人表达诚挚问候。高翔表示，张卓元同志是我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乃至全国社科界公认的经济学大家，其研究成果能充分代表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张卓元同志被授予“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光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件大喜事。张卓元同志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做人、做事、做学问树立了标杆，是全院的骄傲、是全院科研人员学习的榜样。希望张卓元同志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继续为党和国家事业发挥余热，继续关心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院属媒体要加强对张卓元同志卓越功绩的宣传报道，在全院积极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汇聚起凝心聚力、奋发进取的强大力量。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关心、爱护老专家，真诚服务，精心照顾，为他们安享晚年、发挥余热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陪同看望。
张卓元研究员的主要学术贡献
程锦锥
张卓元，“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倡导者、阐释者和推动者之一，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研究领域包括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等。
一、价值、生产价格与价格改革研究
张卓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深入展开对价格问题的研究。1983—1993年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集中研究价格改革，主张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行政定价体制，转向市场价格体制。
（一）坚持价值规律，展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恩格斯早年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张卓元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6日），论证了恩格斯该命题的正确性。文中指出，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亦即效用，不仅是该商品价值能否实现的制约因素，而且是该商品价值形成的制约因素。这就意味着，劳动投入必须是对社会有用的，才能是社会必要的。张卓元指出，供求关系制约价值的形成和决定，而不只是制约价值的实现。张卓元对恩格斯价值命题的研究，是将整个讨论回归到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意味着要科学合理地配置社会劳动，提高劳动效率，实现在既定劳动耗费下生产出最多最好的使用价值。
20世纪60年代，张卓元是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卓元和何建章联名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范畴的客观必然性。文章认为，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生产价格论与资金利润率、利润等概念形成的逻辑体系，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无视资金运用效果的计划经济体制。
张卓元对生产价格论的研究，实质是强调价值规律在经济中的作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贬低了价格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价格成为单纯的经济核算工具，难以起到调节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作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各种产品的价格既不能反映劳动消耗的变动，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动。张卓元的学术观点揭示了当时的价格体制和价格政策存在的问题，包括扭曲的价格体系导致企业经济活动的扭曲，致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张卓元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学术观点，对帮助人们从传统的理论观念禁锢中逐步解脱出来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二）坚持市场取向的价格改革研究
改革开放后，张卓元认识到，生产价格真正成为现实的客观经济过程，需要竞争机制，让价格回到市场交换中形成，这在计划价格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扬弃了生产价格论，致力于研究中国价格改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行政定价体制，转向市场价格体制，才能理顺价格关系。
张卓元强调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中国经济改革两条主线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价格改革是低层次改革，所有制改革、企业改革才是深层次改革。张卓元和边勇壮发表的《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成本与价格资料》1987年第1期），系统反驳了价格改革的“低层次”说，指出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价格改革的难点是改革序列的内外配套，障碍可以克服。实践表明，价格改革顺利推进，经济运行机制实现了向市场主导型转轨。价格改革也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
张卓元一直坚持以市场价格体制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张卓元主张，价格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方向，光靠国家调整价格是无法理顺价格关系。必须着力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从行政定价体制转变为市场定价体制，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结构。影子价格、决策价格体系不能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张卓元明确主张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应不失时机地向市场单轨制过渡。张卓元、王振之、杨圣明在《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向何处去》（《中国物价》1990年第11期、第12期）一文中指出，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双重经济体制和物资体制的集中表现，是渐进式改革中的必然之举。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不能持续太久，否则其弊端将变得突出。解决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要以深化改革为根本出发点，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不失时机向市场单轨制过渡。
张卓元还研究总结了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他在《价格改革规律性探索》（《财贸经济》1987年增刊）、《十年价格改革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物价》1988年第4期）等文章中归纳出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主要包括：价格改革包括价格体系改革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两方面改革要配套进行，要善于通过价格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放活微观价格和控制宏观价格有机结合；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一调（调整价格）二放（放开价格）三挂钩（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在于理顺价格和稳定价格的关系，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很低，因此决定了价格改革只能小步走，经历较长时间；要为价格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发展和经济货币化相适应；狭义价格改革要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在内的广义价格改革。
二、国企改革研究
1993—1995年张卓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彼时我国的价格改革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他把研究领域转向国企改革。此后国企改革和国资改革也是他研究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五大报告、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国企改革或包含国企改革内容的纲领性文件，张卓元参加了这三个重要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较早呼吁加快中央企业改革
21世纪初，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卓元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作大会发言，题目是《国有中央企业需加快改革步伐》（《经济界委员通讯》2004年第11期），指出中央企业改革滞后，呼吁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他建议，推进中央企业改革从以下四点展开：一是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二是积极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三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中央企业改革；四是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二）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经验
张卓元在其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八条基本经验：一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使国有企业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实现微观经济主体再造；二是坚持循序渐进，从放权让利到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从明晰产权到国有资本出资人到位，要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三是坚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企求把每一家国有企业都搞好；四是坚持“抓大放小”，着力搞好中央企业；五是坚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六是坚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七是坚持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债务重组，剥离企业办社会负担；八是坚持把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上升为理论和提升为法律，指导改革规范进行。
（三）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为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打开通道，有助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转向管资本为主
国资监督管理机构转向管资本为主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张卓元参加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他认为一个重要亮点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为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打开通道，有助于国有资产监督机构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张卓元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促进各种资本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12期）中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包括：一是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二是不仅要在竞争性行业中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经营，更重要的是，在垄断行业要逐步放开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引入社会资本，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转向管资本为主。
三、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
张卓元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的全局系统的改善与变革，涉及人与人之间、地区间、部门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与改变，需要慎重对待。他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能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推进，稳中求进更是从改革思路进一步发展为工作总基调，其内涵日益丰富。
（一）指出所有制结构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认为两条主线同等重要
早在1987年，张卓元就提出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归纳为两条主线。2018年，他在《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一文中全面系统论述了这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推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允许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利用外资，建立新体制的所有制基础包括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改革，包括以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具体包括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系、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张卓元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的，两条主线没有主次之分，同等重要，它们统一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两条主线论强调了经济改革领域的平衡问题，不能偏颇一方，顾此失彼。
（二）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寻求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研究我国中期（1988—1995年）经济改革纲要。张卓元作为课题负责人之一，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使改革得以逐步深化的基本条件，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张卓元认为，经济大起大落，相关政策松紧轮番交替，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使经济结构恶化、效益下降；又使比较全面的配套改革无法有序地出台，阻碍着改革的进程。只有先稳定经济，改革才能有效推进和深化。稳定经济，必须先稳定物价、控制通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控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总量，消除超常规的周期性波动。
张卓元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他还认为，连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保增长，也要保稳定，任务就在于寻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最佳结合点。1994年，张卓元在《货币供应增长率应控制在比GNP增长率高一倍以内》（《中国工业经济》1994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6%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佳结合点。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978—2011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9.8%，CPI年均上涨率5.4%，事实与张卓元的判断相当接近。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稳中求进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思路。
（三）主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平衡
张卓元在《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多年来我国经济依靠拼资源、拼能源、先污染后治理、一味粗放扩张的做法，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价格等体制，刺激各地热衷于工业立市和外延式经济扩张。他提出，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引导各方面致力于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实现经济增长，致力于提高和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水平，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靠的是深化价格、财税和干部政绩考核等改革。
对于当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遇到的问题，张卓元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在哪里》（《经济纵横》2010年第6期）中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追求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的目标相矛盾，各方面仍把追求GDP增速放在第一位，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可能只是做点表面文章。另外，由于工作重心仍放在保增长上，改革很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难启动。同时改革涉及利益调整，会凸显矛盾，使改革缺少动力。
（四）归纳总结稳中求进的新内涵
20世纪80年代，“稳中求进”主要是作为一种改革思路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稳中求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基调。张卓元在《稳中求进：从改革思路到工作总基调》（《经济日报》2021年9月30日）一文中阐述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发展。所谓“稳中求进”，就是既要“稳”，也要“进”。不稳无法进，不进难以稳，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稳中求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总基调与作为改革思路相对比，有三点扩展：一是提升了功能和意义。“稳中求进”则被明确为总基调，不但层次级别提到抓总的高度，而且覆盖面囊括全部经济社会工作。作为总基调的“稳中求进”，要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包括改革、发展以及改善民生、搞活微观主体、改善宏观调控等。二是深化“稳”的内涵。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三是升华“进”的内容。在经济增长方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改革方面，要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在民生改善方面，要把做大的“蛋糕”分好，向实现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四、持续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张卓元从1987年起多次参与中央决策咨询工作，十二次参与党和国家重要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贯穿其研究生涯的主线。
（一）较早提出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张卓元在20世纪60年代就初步揭示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在改革开放初期，张卓元在专著《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就主张，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强调按价值规律办事，利用市场机制。在该书中，他指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效率低，浪费大，产品品种少且质量差；二是一再出现比例失调。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工作违背了价值规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一些怀疑和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声音，张卓元在《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市场经济。这在理论上有两大进展，一是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关系的重要性，肯定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机制。二是指出市场的作用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另外，他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改革》1990年第2期）中进一步强调，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改革的深化就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1991年，党中央组织召开一系列专家座谈会，酝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并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张卓元在回忆文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酝酿》（载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中提到，会议讨论上他建议坚持市场价格体制，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赞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主张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体制创新时期。张卓元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研讨会发言（《经济界委员通讯》2006年第7期）中指出，政府职能转换是面临的最大问题，必须做到四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要切断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党的十八大后，张卓元强调，政府改革是未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在《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财贸经济》2012年第12期）中系统论述了政府改革问题，明确提出政府改革已成为改革的“牛鼻子”。政府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要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把在经济领域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解决“缺位”问题。
（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和规律
张卓元在《试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若干规律》（《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中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企业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的效果，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法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
张卓元在《党领导市场化改革带来生产力大解放》（《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5期）中指出，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持续推进市场化的结果。主要经验包括：循序渐进，不搞急转弯；顶层设计，立足国情，勇于进取；市场化改革成果惠及全国人民。
（四）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
张卓元在文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光明日报》2008年12月7日）中认为，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理论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难点在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的多年探索和实践，找到了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制。
（五）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张卓元在《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中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我国的实践证明，根据国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功。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作为主线，形成逻辑严密、结构有序的理论体系。
（六）认为党的十八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高水平
张卓元在“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和高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更加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进一步和系统的部署，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谱写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篇章的行动指南。
五、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张卓元从1955年到1983年，长期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该刊是主导我国经济理论研讨的高地。之后，他又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多次参与中央决策咨询和中央文件起草，直至2013年还参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同时，张卓元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荣誉理事长，常年参与并主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评奖工作。70年的学术经历给他研究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尤其是改革开放经济思想史提供绝佳的条件。
（一）整理归纳孙冶方经济思想，总结孙冶方思想的当代价值
20世纪80年代，张卓元投入大量精力整理孙冶方作品，研究阐释孙冶方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出版了《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孙冶方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代表了新中国前30多年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探索，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孙冶方经济思想对改革开放事业具有重要启发。张卓元归纳出孙冶方思想的当代价值：一是孙冶方的著名论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与市场经济法则是一致的。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就是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孙冶方一直主张的价格要符合价值，对于要素市场改革仍具有启发。三是孙冶方指出要正确划分和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要尊重企业自主权的观点和主张，至今仍是转变政府职能中的重要课题。四是孙冶方主张的建立在尊重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新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讲求经济效益，与我国政府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根本原则上是相通的。
（二）提出20世纪中国经济学总脉络
张卓元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归纳了20世纪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根本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二是西方经济学传入并逐步扩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工作是研究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又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并使两者有效结合起来。
（三）梳理新中国经济学思想史，初步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张卓元主持出版《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等重要作品，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理论发展、创新及其特点，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形成过程。这些经济学理论归纳提炼，对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和《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被译成英文，成为海外经济学家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手册。
张卓元归纳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70年的进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辟和形成了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找到了最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第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所有制理论取得重大突破，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第四，分配理论取得重大创新，确认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明确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国民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互相结合，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第六，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越来越受重视，从提出“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到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和与时俱进。第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梁八柱”。第八，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注重创新，紧密联系实际，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有用成果，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积极提出各种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改革派”
——记“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
张译心 段丹洁 刘越
刘远舰 陈雅静
秋的北京，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在此获授奖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以国之名礼赞功勋，是党和国家对张卓元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人的最高褒奖，更是奋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荣光！
诞生于改革开放伟大时代开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进。张卓元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与规律，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队”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杰出代表，在学术殿堂熠熠生辉，镌刻进国家发展史册。
博学善思：“玉泉山人”获殊荣
北京阜成门外的月坛北小街2号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坐落于此。这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高端智库，也是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的学术重镇。
1954年，张卓元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长达70年的经济研究生涯，与国家风雨同进，青春年华和智慧心血都奉献在了这里。
一捧蓊郁芬芳的含露鲜花，是记者提早准备好的小小祝贺礼物。走进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学部委员办公室，清新的茶香已满室充盈。
“张先生，衷心祝贺您荣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此殊荣，您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记者的提问直截了当，张卓元难掩激动之情：“我最大的感受，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怀和鼓励。对我们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个崇高荣誉，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后研究重大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群体给予的高度肯定。”
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论贡献，“就是比较一贯地主张要稳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张卓元进一步说。
“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我们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好机会。”在2013年荣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时，张卓元的致辞表明心迹：“这个时代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和极为丰富的素材，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最广阔的舞台。”
张卓元谈到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中国改革开放是十几亿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斗争，其丰功伟绩是十几亿中国人共同创造的，个人的贡献只有汇合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才能发挥作用，所以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初听平平淡淡、自谦有加，回味却波澜壮阔、掷地有声。
“我智商不高，水平有限，还算勤奋，主要是碰上改革开放大好时光，也就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微薄的力量。”张卓元的学术生涯如同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记载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
心怀天下，翰林学者尽显家国情怀本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荣获2024年‘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张卓元先生实至名归。”
从学术研究成就来说，“张卓元研究员的研究领域甚广，主要包括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等。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荣誉理事长。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李扬如数家珍。
从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来说，“张先生作为老一辈经济学家，在八九十年代是社科院的中坚力量，他的研究和贡献是持续且突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用“老成谋国”来形容张卓元理论研究的稳健气质。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家之一，张卓元多次直接参与了我国经济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制定过程。
1984年他从理论上论证“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7年他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大思路，1991年底他参与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年他参与勾画出国有企业改革新方向，2000年后他又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径。
2013年，耄耋之年的张卓元第12次上“玉泉山”，参与起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起草组同志一起推动将沿用了21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调整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生路模式”到“熟路模式”的转变，为推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4年，他提出改革要抓紧，转型要稳妥；2015年，他提出混合改与深化改，是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2016年，他以生产力为核心标准，从发展的视角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与中国化构想；2017年，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出现“双瓶颈”时，他给出了新的着力点和攻坚点的“锦囊妙计”；2018至2022年，他花费大量精力和笔墨，不断从学理上提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卓有成效地推进了理论研究与创新阐释工作。
从1991年参加中央的11次专家座谈会算起，到2013年为止，张卓元先后参与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22年12次”，是非常罕见的重要经历，使他在经济学界获得了“玉泉山人”的雅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张卓元学思践悟，研究与思考从不停步，与时代发展“同频”，与资政建言“共振”，与理论创新“偕进”。
近四十年来，在价格改革研究和其他改革实践领域，张卓元提出的不少建议被中央采纳，学术理想与实践成果融汇。
李扬认为，张卓元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经邦济世，致其所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倡导者、阐释者和推动者之一，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张卓元回忆几上“玉泉山”的重要经历，印象最深的是起草文件办公室内堆积如山的材料，它们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和各省市。常人看来眼花缭乱的资料，他却甘之如饴：“起草组把很多材料印得很好，足够我们阅读很多天。”参与党的重大决策工作真切地打开了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一扇窗，引领他常常走出书斋，扎实开展实地调研。“起草文件本身就是调查研究、接触实际的过程。”他感触颇多：坐在书斋碰到的都是问题，唯有深入基层，才能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
“您提出的政策建议被党中央采纳，有何‘秘诀’？”
“那是因为我的一些意见与当时党和国家对改革推进的总方向比较切合。”张卓元谦逊地表示，“我们当时主张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又要稳步推进，不要一步到位，不要采取休克疗法。”
张卓元总是习惯用“我们”作为主语，把功劳归功于集体智慧的结晶。因为他相信，一个人再优秀也不能包打天下。
直面改革：“稳健改革派”坚守两条主线
与泡在书斋里整天做不接地气的研究者不同，爱下厨的张卓元利用业余时间最常做的就是去逛菜市场，不只是为了懂生活，更是通过“调查物价”，真切体验“生活经济学”的实践魅力。其实，张卓元的这个习惯很早就养成了。
时钟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住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张卓元注意到一个可喜的现象：菜市场开始卖“活鱼”了，群众排队抢购。“这恰恰说明价格改革搞活了经济。”张卓元说。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市场定价，在商品经济欠发达时期却很难发挥作用。
面对改革，发现问题背后的破题原因，尤为关键。
孙冶方是张卓元经济学研究之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他主张标新立异，进行科学研究，不能限于书本，要敢于提出新的看法和观点。”孙冶方“不改志，不改行，不改观点”的“三不”治学精神，张卓元最为敬佩，“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句名言是理论先声，更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张卓元。当年，经济研究所大师云集，张卓元分别做过于光远、骆耕漠的助手。这些经历对张卓元的学术成长特别是坚持治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起了很大作用。
张卓元是最早坚持市场化价格改革、主张通过市场来形成价格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坚定地认为，价格放开，市场搞活，不需要长篇大道理的争论，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硬道理。
1983年，张卓元走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岗位后，便将研究重心放在了价格改革上。正是在这期间，张卓元提出了渐进式推进“价格改革”的方案和设想，并形成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张卓元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归纳为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推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第二条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改革。两条主线互相促进、互相渗透，没有主次之分，同等重要，它们统一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机制确实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同时，国家也从未放弃过稳定物价的政策。”张卓元欣慰地表示。
1987年，54岁的他第一次受邀参加了中央召开的专家会议，商讨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从那时起，便走上了为国家建言献策之路。1987年10月，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组织召开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研讨会，刘国光、张卓元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稳健改革派”由此诞生。
中国搞改革，实践体量巨大，决定了稳定是发展的基石，行稳是致远的前提。所谓“稳中求进”，就是既要“稳”，也要“进”。
“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我们提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8%的经济增长率和5%左右的物价上涨率是较佳的结合点，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自此，张卓元成了“稳健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谈及著名的“稳中求进”改革思路，他谦虚地告诉记者，那是他们五位研究人员共同的研究成果，并非他一人之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和财贸所党委书记、所长等职务。她在《江小涓学术自传》中对张卓元的稳健改革思路予以肯定：“他坚定地主张发展市场经济，也坚定地反对诸如‘闯关’‘政府退出’这类冒进观点”，表达了一种既支持改革开放又要稳中求进的立场。
对“稳健”的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胡家勇说：“其精神内核是‘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很好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在财贸所工作的十年里，张卓元的研究始终围绕价格改革问题和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展开。1993年，张卓元从财贸所所长调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新的岗位，新的责任，新的使命，必须开启新领域的研究工作。
为更好地适应改革形势发展和新工作需要，张卓元迅速转向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问题研究。他明确主张，必须推进稳健的市场化改革，即中国改革开放后要坚持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并且一以贯之，避免因问题而改变方向。
张卓元多次撰文呼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与以往具体着眼于某个方面的改革相比，当前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企改革应着眼于整个制度创新，即明晰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张卓元第一次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次全会要对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加以具体化，这份文件对于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意义十分重大。
1995年，张卓元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所长。随着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增多，他的研究日益走向宏观和更深层次。1998年，张卓元卸任经济研究所所长，但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止，仍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现状。2000年后，他又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路径，持续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
回顾这段历史，张卓元之子，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张平表示，参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与后续参与我国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工作，这段历史是父亲最为骄傲的成就之一，也是稳健改革派“最值得述说的部分”。
“我父亲这一代人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取向，这种价值观念是基于批判的学习和反思中获得的，因而他们的体会更为深刻。他们既是学者，致力于用更加稳妥的方式解决当前难以想象、当时改革又无法回避的大量复杂难题；同时，他们也是普通老百姓，有着普通人的同理心，立足于中国现实，从理解中国人民的基本需求出发致力于推动改革平稳进行。”张平如是看待父亲的学术追求。
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成为新的实践课题。
家国往事：学术赤子结缘经济学
广东省梅县，历史上交通不便，相当闭塞。张卓元早年在黄遵宪等先贤创办的梅州中学求学，“博学善思，尊道厚德”校训，不仅浸润着这个岭南少年的心田，而且生发了学以致用的情怀。
一次不期而遇的好奇，成了张卓元一生学术兴趣的起点。
“我步入经济学界纯系偶然。”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派勃勃向上的生机。张卓元无意中读到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其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是“书中描写的资本主义经济景象如经济危机时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工人经常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出现像摩根和福特这样的大富豪等，便觉得大开眼界，对了解千奇百怪的社会经济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照新中国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加快经济建设，美国资本家们为何要这么干？
理论逻辑的吸引力，促使了“1950年夏，我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时一心只想考进经济系学习。”是年，新中国的首届高考悄然而至。张卓元的高考成绩竟“连中双元”，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时录取，他毅然选择了当时经济学大师云集、思想勃发的中山大学。
1953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中南五省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经济系（除武汉大学经济系外）并入地处武汉的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经济系。张卓元从中山大学经济学系的大三生，变成了刚刚成立的中南财经学院的“新生”。尽管如此，大学岁月里的张卓元，依旧勤奋学习，不仅成绩名列榜首，而且学术天赋初露锋芒。
“用现在的话讲，我可以算是一个‘学霸’，因为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所有学生里只有我在《院讯》（相当于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这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处女作中，意气风发的张卓元初步分析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发挥作用”，展示了早期理论分析的学术潜力，也为日后结缘价值规律研究小试了牛刀。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1954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到学校挑选学生，张卓元脱颖而出入选研究所，正式开启了他的经济学研究生涯。
1955年夏，《经济研究》杂志的创刊，可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此前，全国还没有一本经济学的学术期刊。此时新刊编辑部来了个年轻人，就是22岁的张卓元。到1983年，他一直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做编辑工作。专业化的学术训练大大促进了理论成长，使他更深入地了解经济理论研讨动态。“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以笔名‘金理’写了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等问题的讨论报道，介绍不同观点的争论，发表在《经济研究》上面。”张卓元初出茅庐，“编辑部的故事”成了他编研结合学术生涯的崭新起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奔涌而来。改革，已不是一个要不要的判断题，而是怎么办的必答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提供了大好机会，经济科学迎来了春天。
改革是实干的事业，也是实干者的作业，然而这张崭新实践考卷没有标准答案。张卓元认为，经济学研究不能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搞规律排队，要从实际出发，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对策建议。
这一时期，张卓元分别参与《经济研究》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1949—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等书的撰写工作。之后，陆续主编了几本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关于一些重要问题讨论的情况并进行初步评论的著作，他参与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收录了20世纪154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的学术传记专著，他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影响深远。
2010年以后，张卓元用更多的精力研究新中国经济学史这一重大课题，并取得初步成果。“我在写4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自己作出了哪些成果时，已经85岁了。由于年纪大，精力不济，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我打算今后主要继续研究经济思想史特别是新中国经济学发展史，继续在经济研究工作方面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立言”往往伴随事功而生。张卓元诸多重要学术理论成果，实质上是改革开放奏响了“春天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续写“新时代的故事”的鲜明写照。
笔耕不辍：老骥伏枥桑榆情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可以说集四重角色于一身。他首先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无私卓越的公共政策设计家，还是一位中国经济学名刊的老编辑家，更是一位享誉学林的经济学教育家，张卓元精心培育了近40位博士，有的已成为新一代领军人物。
70年奋斗历程跨越了几代人，硕果累累，张卓元是识人识才的“燃灯人”，映照学术人生的光明坦途，“燃灯”成炬，为后辈学人点亮希望之光。
李扬如此了解张卓元的学术成就，源于多年的同事关系以及一段决定人生之路的往事。
1989年夏，李扬师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传纶攻读财政学博士学位3年，他答辩时最担心的，是论文运用了大量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概念及工具，恐不见容于当时的理论界。没想到，答辩的结果却喜出望外，论文获得了好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的张卓元当场拍板，正式录用。多年后谈及此事，张卓元开玩笑地说：“两间房买了个李扬。”自此，李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结下不解之缘，更与张卓元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
江小涓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第三任所长周叔莲先生，她眼中的张卓元先生“很有包容性，有原则但不固执，很能将不同辈分、观点各异甚至情绪对立的经济学家组织在一起讨论问题。”张卓元所长重视人才培养，强调评定职称看代表作，“后来我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就得益于这项职称评定政策。”
张卓元对学生倾囊相授知识，更以言传身教，塑造学生们的学术品格，激发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人和善，平易近人”是后辈学子们对他的集体印象。
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尤其关爱和提携后备人才，张卓元总是一以贯之。“张老选拔、引进、培养、使用人才的思路和方法，已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宝贵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赞叹道。
2002年跟随张卓元读博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万军深有体会：“他是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每次与张老师交流，总是令人如沐春风，非常受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红亮追忆过往，“张老师有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感觉，他对能力更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则曾与张卓元共同参与“三五八”改革规划研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显得非常从容、淡定，对我们这些后辈给予了足够的宽容。”
在一次国情调研中，年近耄耋的张卓元毅然与团队同行跋涉。“张教授不顾旅途疲倦，迅速投入到紧张的调研工作中。他耐心地回答与会者的提问，不仅传递了知识，更传递了对后辈的关怀和期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济记忆犹新。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教授李晓西回忆起张老师的悉心指导，感慨万千。他鼓励学生创新，敢于挑战传统观念，保护学生免受非议，为学生的学术成长和国家经济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卓元从不在傍晚或正午接受采访。失眠、头痛常年困扰着他，要保证休息时间。“偶然睡前忘了吃药，就总睡不着。”尽管如此，张卓元始终非常乐观。
“学霸”拥有极高效率，张卓元常常清晨利用三四个小时便完成别人几天才能完成的工作，秘密在于他超乎常人的高度集中注意力和出色的学习能力。现在，他无需电话本就能记住二三十个电话号码，记忆力确实惊人。
活到老学到老。在一次线上采访时，记者发现张卓元熟练地操作电脑，不依赖秘书修改文稿，速度相当快。这与他积极涉猎新知识、保持高效率开展工作的习惯有关。
近几年，张卓元像年轻人一样采用网络购物方式，相当新潮。“现在真的很方便，可以手机外卖食材送到家门口，我现在买三文鱼一般网购。”他语气轻松地说。“触网”不“怵网”，91岁的张卓元是妥妥的银发族网购达人。
人勤春来早，功到秋华实。
谈起退休生活，张卓元说：“做课题那是不太行了，但还可以写文章。”“尽管还有点雄心，还在继续阅读一些经济学文献资料，思考一些经济问题，还在写点文章，但效率不断递减是客观事实，希望自己能作出一些新的成果，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2023年3月，商务印书馆的“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系列品牌丛书，再版了张卓元33年前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开宗明义，其价值在于：“不仅仅服务于当下学术，更成为引领未来学术的基础，并让经典激发思想，激荡社会，推动文明滚滚向前”。
同年6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张卓元桑榆论集》，汇集了张卓元2018—2022年撰写的28篇经济学文章，均已公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报刊，其中经济改革文章较多，有13篇，占比近半。
程锦锥在文集的“编者按”中写道：“从书名可以看出，编入本书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张卓元老师进入高龄后（85—90岁）的作品”。这近三四年的学术成果是何等的厚重。“我们希望张老师今后要量力而行，不要过分操劳，并祝愿张老师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写出有自己见地的文章！”感念师恩的拳拳深情，真诚质朴，跃然纸上。
张卓元先生已从耄耋之年步入鲐背之年。清瘦高挑，温文尔雅，思维敏捷，言近旨远。走近张卓元，可以深切感受到“稳健改革派”理论家的思想魅力，感受到学养深厚而不自傲的大家风范。
欣逢盛世，仍笔耕不辍；砺学兴邦，奋鸿鹄志远。他是凡人，亦是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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